11月11日晚，“学而”讲坛教授系列讲座第354讲在主楼A203开讲。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乔建中教授为在座师生带来“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与20世纪音乐史”的讲座。

中国的现代民族管弦乐是20世纪中西方文化长期碰撞、交流的产物，也是世纪文化转型的结果之一。讲座伊始，乔教授微笑着向在座听众说：“从题目便可看出我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关注并研究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队，在中国数千年的音乐历史上，20世纪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进行历史性转变，20世纪虽已远去，但是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仍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百余年间，顺应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转型的历史潮流，几代音乐家上下求索、勤于创造，审慎而又智慧地处理了一次次迎面而来的中—西、古—今、雅—俗等多重关系，目标如一地致力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接，最终为20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事业做了两件彪炳史册的大事。其一，全面系统地记录、整理了存活于各民族各地区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遗产，将其公开出版，使之成为中国民族文化的宝典。 其二，以中国传统音乐资源为基底，广泛吸收、借鉴西方专业音乐的理念、技艺，创造出一种不同于传统音乐体裁、风格的全新的音乐，如歌曲、合唱、歌剧、舞剧、器乐独奏、交响乐、协奏曲、民族管弦乐等，从而使20世纪中国音乐结构发生了全局性的转变。乔教授感叹道，这两个业绩在中国音乐史上，如此功德，前无古人。

乔教授认为，20世纪的中国器乐艺术，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相对独立又颇有成就的现代表演艺术类别，获益于20世纪的音乐院校将民族乐器纳入专业行业，如，1927年上海“国立音乐院”成立之际，琵琶、二胡、古琴就成为该校的一个专业。民间艺术大师进入音乐院校，为培养新一代艺术家发挥了关键作用；演奏场合和表演功能的改变，也是20世纪中国乐器成为独立艺术门类的一个要素；持续不断的乐器改革，保证了民族器乐艺术的顺利进程。传统音乐经典、民间优秀曲目的整理改编和作曲家的创作曲目，直接呈现了20世纪器乐艺术的绰约风姿。组建大型民族管弦乐队，也为充分展示中国器乐合奏艺术的独特魅力而进行长期试验。

所有这些举措在乔教授看来还远远不够，他对当前民族乐器创作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当前作曲家对民族乐器、乐队的表现力认识不足，挖掘不够；对民族器乐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领域的地位估计偏低；音乐学界对民族器乐创作关注不够，说好话的多，理论建树少等。他提倡，为防止汉乐器濒临险境的窘态，我们应深入研究和运用少数民族乐器，因为就目前状况看，汉族乐器有300多种，而少数民族乐器却高达600余种，这些少数民族乐器事实上是早期中原地区流传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乐器作为内存异常丰富、价值巨大的器乐艺术宝库，值得花大力去了解、考察、研究，使它成为中华民族器乐艺术的重要成员之一。

讲座过程中，乔教授结合讲座内容向听众分别播放了改编版《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阿佤山》、《思》、《第四二胡狂想曲》等曲目，其中涉及到琵琶、二胡、笛子、箫等多种乐器的领奏及演奏，播放过程中，乔教授做了一一解析。

讲座接近尾声，乔建中教授语重心长地说：“虽然，作为一个“时代”，20世纪已经成为过去，但它作为一个历史性话题，肯定会一直持续下去。中国音乐学家在21世纪将担负起总结以往，建设未来的历史重任。我们的使命是沉重的，但也是神圣的。”

讲座最后的提问环节，当有听众问到中国以及西方的音乐是否起源于祭祀或巫术时，乔教授和蔼地给予肯定回答，古代中国的音乐起源于祭祀，西方亦如此，古代中国发展到周代时，乐器已经相当完备，而且西周时期，乐被礼支配，因此才有了礼乐制。

本次讲座由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联合举办。

乔建中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先后任福建师大、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杭州师大、西安音乐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2006—）；《音乐研究》副主编、《人民音乐》《音乐艺术》编委、香港中乐团、新加坡华乐团顾问；1992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著有《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合）《瑶族民歌》（合）《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历史地理研究》（1998，首版；2009年，修订版）、《叹咏百年》、《中国经典民歌鉴赏指南》、《中国音乐》、《国乐今说》、《乐事文心》、《望—一个老农28年间守护一个民间乐社的口述史》等，编著、主编《中国音乐年鉴》（1990—1992）《中国音乐典藏大系》、《中国锣鼓》《中国传统艺术百科词典音乐卷》《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传统音乐卷》《华乐大典?二胡卷》、《中国音乐地理》等辞书、学术文集共15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