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自诩老练的笔，在这样一个“小人物”面前倒有些犹疑了。要写一位普普通通的老炊事员，使我颇费踌躇。是的，他绝不是时下风行一时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捕捉的对象，他没有企业家那种叱咤风云的气度，更没有艺术明星那种动人的风采，他太普通了，几十年来只是默默无闻地做饭，几乎没有离开锅台一步。他太平凡了，平凡的像大海中的一滴水，荒漠中的一粒沙。有人一定会说，如今这年头还会有这样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便会使大家相信，这一切绝非杜撰，这完全都是真人真事。事情发生在西安交通大学，这个人，就是交大的模范共产党员、学生食堂的老炊事员——丁阿四师傅。

一

丁师傅今年八十多岁了，胖胖的，见人三分笑，像一尊老佛爷。刚办完退休手续那阵子，他的血压有点高，心脏也不太好。按理说，劳累了一辈子，现在儿女也都大了，该享一享清福了。可是，他却仍然是忙、忙，大清早天不亮就出门，第一个进灶房，帮助值夜班的同志抬笼、开汽、烧水。待到别人进门，他早已换好了工作服，连锅、灶都涮洗干净了。白天忙了一天后，到了下班的时候，他又忙着归整东西，把剩饭剩菜放进冰箱，又帮助主任清点饭票，然后才最后一个离开食堂。这几年开会少了，那些年会多，没有十一二点进不了家门，他和老伴，几乎是两头见不着面。

他是图挣那点返聘工资吗？130元。可税务局250元一月聘他他都没去。当然去那儿路远点，可校劳动服务公司250元一月聘他他也没去呀！他已离不开食堂了。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可有一次他竟然也说出了“我死也要死在食堂”这样的话。可见，他的心，他的感情，他的一切，早已和食堂牢牢地融铸为一体了。

二

他是眼看着交大的伙食事业开创、发展、兴旺起来的。1957年交通大学刚从上海迁来西安时，条件要多差有多差，土地上搭油毡棚子烧菜做饭，挑水拉风箱，几乎是十八世纪的操作规程。可那时人的心气要多高有多高，以艰苦奋斗为荣，所以工作是干得要多红火有多红火。

那时候丁师傅才二十朗当岁，高大、健壮，心里装满了翻身的喜悦，身上像有股使不完的力气。他的老家在苏州，一解放，他参加工作便在“苏南工专”做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那儿是人人羡慕的好地方。

可是，“苏南工专”却要迁校去大西北了，西安虽是个文化古都，驰名中外，但谁都知道那儿的气候、地理环境和苏州是无法比拟的。

丁阿四当时的家庭困难是邻里皆知的。十二岁上死了父亲，姐妹四个送人的送人，做童养媳的做童养媳，家里只剩下母亲、阿四和阿五，母亲给人涮马桶，仍然维持不了生活，阿四十三岁便去“菜馆“当学徒，弟弟阿五十二岁到铁匠铺去给人拉风箱。只两年时间下来，弟弟硬是活活地挣死了，死的时候浑身都肿了，从那以后，母亲便得了精神病。

迁校时，母亲怎么都不放他走，他的爱人当时还患肺结核，两个孩子都还小，一个两岁，一个三岁，按条件，他完全可以留在苏州。可是，他却争着抢着报了名。他说他是团员，要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家人咋劝都不行，没办法，爱人便只好把两家合作一家，两家的老人搬到一起居住，由爱人一人照管三老两小，他便一个只身北上，这一来，便在西安扎下了根。迄今，三位老人都已去世，两个孩子留在了苏州，已经长大成人，顶门立户了，他把他的青春完完全全地奉献给了交大的食堂。

三

爱人是1960年来西安的。乍从江南来到西北，又赶上困难时期，一日三餐包谷面发糕，又吃不饱，没少掉过眼泪。

可是，这个丁阿四却是有了家又不管家，心里只装着食堂的事，天天披星戴月地早出晚归，家里成了他过夜的旅馆。

为了自力更生度过困难时期，上级调他去养猪，一下子就养了好几百头。苦和累他都不怕，就怕猪没吃的。那时候，好坏能吃的东西都进了人的肚皮，要管好这几百头猪吃饱吃好真不是个容易事，他想尽了办法，还有师生们帮忙打猪草，可往往还是不够。

妻子的预产期到了，他们西迁后的又一个孩子即将出世。可是，这样的大事竟然也没能在他心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一天早晨，妻子感觉情况不对头，可丁阿四心里仍然惦记着那一群猪，先说不会这么快吧。又说，我去一去就回来。可他这一去再也不见踪影。妻子知道他的脾气，便硬撑着一个往医院走。那时候公共汽车还不方便，从交大到位于小寨附近的西安医学院这一段路，她走了整整四个小时，到了医院，十二点多，挂号窗户关了，她便只好等在门外，下午两点多挂上号，便叫马上住院。可这时她身上既没钱又没粮票。她到处打电话找丈夫，找到下午五点多也没有音讯，没办法，她想再走回去。这时，幸亏身旁有位好心的女同志。妻子那时刚到西安，不会说普通话，一口地道吴语方言谁也听不懂。这位女同志也是南方人，她问清了情况，嘱咐她不敢冒险，马上进产房，并要走了丁阿四单位的电话号码，叫她的爱人负责传讯，保证把消息传到。

妻子进了产房就昏倒了，当晚就生了孩子。丁阿四得到消息，当晚十二点赶到医院，吃了闭门羹，第二天一早再去，抑制不住歉疚之情，喃喃地解释原因，竟是猪场里一口母猪也下崽了，实在离不开。妻子眼睛闪着泪花，却没有埋怨丈夫半句。她太了解他的那颗心了。

四

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丁阿四一步也没有离开过食堂。他当过班长，当过食堂副主任，后来又当上了普通炊事员。他带过的徒弟中，如今有三人当上了主任或科长。荣辱沉浮，他似乎毫无感觉，不管安什么衔，他都是一样干事，一样操心。

食堂工作中，炒菜是累人的活，可他却是挥了一辈子炒菜铲子，如今退休了，他仍然没有放下。

有些食堂图方便，早早把菜炒出来，大盆扣着，省事又省心。可丁阿四不，为了使师生们吃上热菜鲜菜，他总是现炒现卖，一次顶多炒三四十份，开一顿饭下来，他得炒十七八锅菜。这样干人自然劳累，但效果到底不一样，师生们普遍反映研究生灶的饭菜色香味好、份量足。所以尽管他们的食堂地处二楼，不如其它食堂条件好，可他们的营业额仍然遥遥领先，多远多高人们都愿到这儿吃饭。

这儿的菜分高、中、低档，花样繁多，人们入不敷出地过日子，往往特别欢迎中低档菜，特别是一些经济条件差的穷学生，屡屡为买不到低档菜而悻悻而归。丁阿四是苦水泡大的，他理解人们的这种心情。因而不管是谁，只要给他打招呼，他便经心预留一份低档菜，实在留不住，哪怕动手再弄一个。他的心全用在师生们的身上了。几十年来，受过他照应的人不计其数。他们当中，不乏有人后来成了栋梁之材，可有谁还会记住这个和善、勤快的老师傅呢？记住记不住不要紧，丁师傅乐在其中。看着用餐者那满意的目光，谁敢说在他的心中，没有一份“自我价值实现”的惬意和满足呢？

五

丁师傅年年先进，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1984年还作为交大后勤代表赴京，接受国家教委的表彰。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难得的是，提起丁师傅，几乎人人都翘起大拇指，连一些最叫领导挠头的哥们姐们，天不怕地不怕，谁都敢顶撞，可一提起丁师傅，却也是异口同声一句话：“丁师傅咱服！”

何以如此，因为人人都感觉到了丁师傅那份境界，是彻头彻尾的彻里彻外的无私。

家里来了客人，食堂放着现成的肉、菜，大家都习惯在这儿象征性地交钱买菜，可丁师傅却提起菜篮子上了自由市场。有一次他因病住院，主任赶紧打了几个荷包蛋让人送去，可怎么送去的又怎么端了回来。

最令人难忘的是那一年搞承包，自由组合，多劳多得，谁也不愿要女的，丁师傅坚决反对这样做。有一个女青年，平时干活吊儿浪荡，这会儿更是没人愿要，组织便决定把她“挂”起来，只发基本工资，沾不上一分奖金的边。面对这种情况，食堂三个党员一商量，觉得还是应当给人一个机会，便决定留她在丁阿四组里，观察一个月。丁师傅一口答应，没问题，我和她谈，进组后丁阿四安排她压面条，那位女青年十分感动，说：“丁师傅，这次我要是再不好好干，你骂我好了。”一个月下来，她确实干得不错。那次承包，各食堂都把几个无法安排的“挂”了起来，唯独丁阿四这个食堂一个也没有“挂”。

丁师傅就是这样，设身处地，急人所难，不愿叫一个同志受委屈。他的这种性格多少可能与遗传基因有关，因为他的父亲生前便是侠肝义胆之士。当年他的父亲在苏州揽活，自己一家八口人，全靠他的劳力吃饭，本身日子便过得牺惶。可是，当他看到一个家在农村的同行比他混得更苦时，便毅然把他们全家叫到苏州，从自己仅有的两间房中腾出一间来给那一家人住，穷哥们互相帮衬着往前混。这一家人后来和他们成了亲戚，两个老人后来成了他的岳父母，一个姑娘做了他的媳妇。

六

丁阿四常说，没有共产党，他就活不到今天。似乎正因如此，他在一点一滴偿还党的恩情账。他看病从不占用上班时间，要点药装在口袋里，难受了掏出来服上两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几乎没有离开过食堂一步，有时偶尔有病不去，请假一天，也还非得星期日再加一天班，把这个工作日补上。

说实话，丁阿四如今日子仍是不怎么宽裕，过去不用说了，两口子80元工资，每月往苏州老家寄回40元，养活一家老小。母亲在世时，他因经济原因都没能回去。就是如今，退休前工资加奖金也不过一月150元左右，不抵高消费者一月的烟钱。他如今仍住在五楼，80多岁的人了，两居室，三代同堂，大床、小床几乎占用了房子的全部空间，但他总是说，可以了，比起解放前不知好到那里去了。

这或许正是世人常说的那种“不忘本”精神。但对丁阿四来说，这种朴素的感情于不知不觉当中，已上升为一种责任感、使命感。

从他身上，不由使人想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一句名言：“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正是千千万万个像他这样的小人物，苦泥坯、苦砖瓦，支撑着我们共和国的大厦。

违别已久，却又记忆犹新。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