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年前的“马家爵事件”到一年前的“我爸是李刚”，从最近的“药家鑫事件”到药家鑫师妹的“我要是他，我也捅”，都折射出一个不争的事实：现代大学教育中，人文教育存在着问题和不足。

近期，药家鑫成为各大媒体上出现频率最多的人名之一。这个某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去年因为驾车撞人又在伤者身上刺了八刀制造了一桩轰动全国的血案。药家鑫案庭审中，药家鑫当庭供述了案发时细节：“天太黑，我不清楚她伤的程度，心里特别害怕、恐慌，害怕她以后无休止地来找我看病、索赔。”于是，他取出一把水果刀捅向了受害人，连捅八刀，然后驾车逃跑。如此简单的逻辑，却透露出一种彻骨的凉意。想当年，齐宣王见衅钟之牛的觳觫与颤抖，即刻引生了其恻隐之心，而欲以羊易之，但作为当代大学生的药家鑫，对于被他亲手致死的鲜活的生命不但无丝毫恻隐怜悯，而且行为十分嚣张凶残，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这里面虽有严重的个人成长问题，但学校作为专门教育机构，也难辞其咎。日前，某音乐学院就此事发表声明，表示“痛心”、“遗憾”。然而让人痛心遗憾的是：其“痛心”的是“给学校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其“遗憾”的是“给全院师生抹了黑”，而不是生命的消逝，不是教育的失败。而在另一篇通报中，则把药家鑫杀人案的发生，归结为药家鑫“置学校的教育、老师的教导于不顾”，“与学校没有直接的原因”，随后又极力否认药家鑫师妹非本校学生云云。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学校教育未见成效，还是教育本身就有问题？显而易见，这些仅仅是学校的一番推脱之辞，学校这样一种急于撇清自己与事件关系的态度又怎能教会学生尊重生命，承担责任？此情此景，让我们不禁想起多年前，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那起凶杀案，在不幸发生之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一推了之，而是默默将凶犯赵承熙和32名遇难者视为同样的“生命”一起被列为悼念的对象，为学校的教育和关怀的缺失而悲哀、反思、自省。

当我们在为遇害者的悲惨遭遇扼腕叹息的同时，是否更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现行教育。某音乐学院的校训是“明德教化、乐音至善”。音乐教育本该是多么的美好。可能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在表达情感上比音乐更直接、更集中、更心灵化。黑格尔曾说:“在这个领域里音乐扩充到能表现各种不相同的特殊情感，灵魂中一切深浅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惆怅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的情绪都属于音乐所表现的特殊领域”。音乐教育饱含着人文精神，是人文教育最重要的一种形式之一。可以说，音乐教育的本身，就是情感教育，生命教育，承担着唤醒个体对生命价值追求的责任，唤醒个体对生命价值追求的可能。但是，事实却告诉我们，生命的艺术和残忍的弑杀这两件原本完全悖谬的东西却同时吊诡般地出现在药家鑫身上。因此，面对药家鑫案件，人们除了表现出强烈愤慨之外，可能更多还是不解和疑惑。

其实，长期以来，大学教育很大程度被功利化和模式化，为了有效培养所谓“标准型”知识型、应用型人才，学校把教育组织成一种类似工业生产的过程，使用统一的教育技术、统一的教育工艺流程，把受教育者“制造成”标准的“教育商品”，教育被纳入高度专门化、技术化的轨道。大学只灌输知识，不重视价值；只培养技能，不升华人格；只突出功利，不谈论理想；只宣扬道问学，不了解尊德性。正是这样长期以来的人文教育缺失，导致大学生的价值感、道德感的普遍降低。在“拜金主义”的狂潮中，那种“忙碌于现实，驰鹜于外界”的音乐教育方式越来越成为了一种常态。在急功近利中，在繁杂而枯燥的重复模仿与训练中，磨蚀了学生对音乐固有的热情，更无暇体验艺术所蕴含的生命的美。音乐艺术对很多学生而言，最终被化约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通过掌握音乐技术以实现其实用价值，以达到其物质利益不断增长的目标。今天的音乐教育造就了越来越多的音乐技匠，却越来越远离了音乐教育关涉的终极关怀，即对音乐的感受与体验，人格修为和生命底蕴。艺术院校尚且如此，那么其他普通院校的情况又会是如何呢？

在工具理性的宰制与支配下，大学教育日益关注现实的世界、物质利益的生产和消费，适应与附和当今日趋世俗化、欲望化的社会发展需要和节奏，而关注人的生命、心灵、价值、信仰与生活意义的人文教育日益走向教育的边缘。这种工具化的教育中，只有僵固的概念、定义与原理的空洞讲说，教师既不须修养身心以严其事，学生亦不须潜沉反省以敬其心。大学教育逐渐地失去了对精神的眷恋、对德性的守护、对人性的陶冶，放逐了对生活意义和命运的追问与思考，从而偏离了或背离了教育的本性。“科学至上”、“技术至上”的观念已占据主流，而人文精神的培养则被轻视，一步步滑落到了最低点。无疑，这是对人本真存在的根本威胁，人成为了冷冰冰的所宰制的工具和手段。对身体的践踏是工具理性掠夺人性的突出表现形式之一。工具理性的功利性原则将作为生命载体的血肉之躯变成了对象，变成了可占有、可利用的物品，变成了冷漠与无情的牺牲品。药家鑫毫无迟疑地挥出刀刃刺破受害人张妙的柔弱身体，不正是这样一种杀人逻辑必然结出来的恶果吗？同时，这把挥出去的刀刃也刺破了大学教育那仅剩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劳伦斯·H·萨默尔斯教授曾经讲到“假如我们葬送了人文教育的薪火相传，一切将覆水难收”。回想起古代“管宁割席”的故事，再对比世风下当代大学生之素质，真使人生莫大之慨叹。由此可见，大学人文教育的失败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而是精神性的。如果整个教育的精神气质没有改变，则技术上的修正或个人的努力都于事无补。

也许，在这种反思中，中国先秦哲人的思考在今天可以真正地派上用场。这样，我们不得不重拾中国古典的教育传统，由此，我们或可得人文教育之救治之道。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面对这样一大堆问题而辗转不前之时，作为传统文化之重要的一翼的礼乐文化实际上已然透过重重的历史迷障向我们绽露出睿智的光艳。乐教曾被先秦视为“六艺”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儒家更是将乐教视为关乎人的发展的要事。如《乐记》中提到的“乐者，心之动也”、“乐者，通伦理者也。”、“乐者，天地之和也”，还如孔子所言“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等。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言“礼乐的意义乃在于对具体生命中的情欲的安顿，使情欲与理性能得到和谐统一……成为‘成己成物’的道德理性的生命，由此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承担自己，承担人类的命运”。中国传统的乐教思想折射出的是一种“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精神的光芒。这种所谓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一种从我们每一个人所亲体的生命中生长出的爱恨情仇，是一种把我们和自然、社会连为一体，是一种使我们克服了生死契阔、人间和天界间隔的“生命共契”。或许只有经过生命情感的淬炼，才有可能将无情的声音变成动人的音乐，才有可能将无意识的音符构成的有生命的音乐形象。古人的这些不无质朴的言辞在今天重温起来却依然是那样的振聋发聩，不啻为执迷不悟于名利场的现代教育提供了一付真正的解毒剂。

药家鑫是这场悲剧的直接制造者，同时也是当下畸形教育模式的受害者。鲁迅先生曾疾呼“救救孩子吧！”兴许我们还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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