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当红的年代，文学被裹挟到影像当中。文学审美价值不能被影视代替，影视需要文学滋养带来的思想深度和意蕴境界。11月13日晚，“学而”讲坛第247讲在主楼A203举行。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文学部主任莫伸先生领着我们解析文学与影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莫先生介绍说，其实他刚开始是写小说的，但却成为了“半道上的逃兵”，改行进入了影视行业，原因就是文革给文学留下了极大的阴影：人们不再关注文章的好坏。莫先生介绍说，在他写小说和文学报告的90年代，最优秀的电影都是小说改编的，如路遥的《人生》、张艺谋的《红高粱》等，其中莫先生认为，“红高粱这部作品使我们中国电影界和艺术界都耳目一新，独特的视角和表现方式伴着那一片片红高粱有着摄人心魄的力量，唤起了人心灵的触动。”当谈到中西方影视文化的差别时，莫先生引用了普希金的一句话：“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位于其独特的背景当中的。”在电影《舞台姐妹》中，演员有一句这样的台词：“晚了，我已经是他的人了。”这在中西观众中引起的反应截然不同：在中国，人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而在西方，人们并不知道其中缘由。同样的反差在电影《1942》中也明显地体现出来，而这就是审美的民族性问题。

据莫先生所说，95年国家实行95电影精品工程，影视与文学的收入差距成为了他走上影视道路的原因。然而当时莫先生的经历是艰苦的：细心体验了生活，写了半个月的剧本，导演在一周之内就完成了大改。这让他领悟到：“一篇文章自己觉得再好也应该放下，一段时间之后再来看才能发现不足。”并且从那之后，莫先生就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莫先生认为，当导演就应该抓住最主要的东西，要懂“戏”，观众是来看戏的，不是来看服装和场景的。“我不懂摄影，不懂灯光，但我懂这个戏，我写这个戏时人物应有的情感波澜我明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莫先生拍的电视受到大家的一致喜爱和专业影评人的肯定。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体式：两者的叙事方式不同，文学媒介也不同。文学通过文字语言，电影是通过声光影等各方面来表现的综合艺术。两者实现转换需要有交集，两者的交集就是叙事。改编的电影和原来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一种互文的关系，可以相互解释，互为补充。莫先生说：“有一定的文学基础是所有影视剧塑造人物形式所最需要的。”

莫伸，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一级。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副主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所长。1978年发表短篇小说《窗口》并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其后陆续发表了大量的长中篇小说及其他文学作品500余万字。作品先后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