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晚，“学而”讲坛教授系列讲座第411讲在主楼A204举办，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陈明先生讲述了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解视角，进行了题为“儒家和中国国家国族建构略说”的讲座内容。

此次陈明教授来西安讲学，他说：“西安对我来说是个有压力的地方，这座古城对中国文化、对儒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符号。”

陈明教授的讲座内容主要分三部分：礼乐中国、中华帝国、帝国转型。

在陈教授看来，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诞生起始于西周礼乐制度的建立，他说：“武王伐纣的时候800诸侯会孟津，当时只是松散的部落联盟。周朝用礼乐文明创建了宗法制、分封制，才建立了相对紧密的政治共同体，这是中国最早的雏形。”可以说，从礼乐中国开始中国才真正诞生。陈教授认为，西周的礼乐制度实现了宗统和君统的统一，用他的话讲，是“走心”和“走脑”的统一，是情感和理性的统一。但是，从表面上的统一开始，这个制度便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陈教授讲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序易传”，如果他仅仅做了这些整理文献的工作，那么他也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学者，他的背后有足以支撑他成为圣人的因素——“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孔子确立了天的绝对地位。

夏曾佑说：“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中国也。”公元前221年秦帝国的建立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陈明教授提出来一个问题：“二世而亡的秦帝国究竟亡于什么呢？贾谊《过秦论》中提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给了我们一个结论，而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为什么秦朝会不施仁义。”陈教授认为，秦朝的灭亡不是简单的实施暴政的表象，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功的秦朝在文化建构中失败了，在国族建设上失败了，中国地域辽阔形成的异质性与帝国同一性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矛盾，“这个军事上的胜利者文化上并不占优势”。直到汉武帝和董仲舒提出和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策略，儒家之道构建的文化整合才得以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儒学显示了其自身顽强的生命状态。

近、现、当代，儒学发生了重大危机，在时代的激烈转变面前，中国尝试了“中体西用”，尝试了君主立宪，都以失败告终。之后又分别进行了启蒙规划与革命叙事的社会改造实验。“这就是我们现在常提的改旗易帜的邪路和封闭僵化的老路，”陈明说，“即使到现在，我们依旧没有完成国族文化的构架，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次讲座由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西安交通大学教务处、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联合举办。

陈明，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原道》创刊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儒教研究中心主任，宗教学学科带头人，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台湾大学高等人文社科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兼职教授，著有《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儒者之维》、《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儒教与公民社会》等。